正如本文的研究表明的，在吸收借鉴关于回应性规制的西方理论模型基础上，当代中国的市场约谈工具在执法金字塔底部同样旨在实现规制遵从的效果。
[94]此后，美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2015）进一步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威胁信息共享制度。主要国家往往通过合规遵从或安全保障等方式确立供应链审查制度。
主要国家在系统的国家职能运行中，通过识别关键部门指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4）信息分析分享和安全警示。然而，即使如此，也需要有人愿意为追求安全之目的去写代码和应用程序。[16]学者则主张应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部门分工，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认定标准和程序，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36]参见李海英：《网络安全法的价值追求与制度选择》，《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5年第9期，第85页。
1996年发布的《网络独立宣言》宣称：不成文的‘法典（编码），与任何强制性法律相比，能够使得网络社会更加有序。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中的传统威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语言的局限性和事务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规则不得不包含一些原则和标准。
行政规则的创制功能是否合法、是否正当，如何引导其发挥更好的价值，是行政规则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理论上，具体行政行为有四个方面的效力，那么作为行政权的另一个面向，合法的行政规则自然也应当包含这些效力，只是具体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规制裁量权的存在。在特殊时刻，行政制规权具有建构性权能，可以发展法律和宪法，从而完善和补充宪法和行政法体系。
[62]行政机关制定规则以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是合法的统治利益，而这种合法统治利益部分为行政机关所固有。学界基于对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现象之考察而拟制的二元分立概念在本质上是制度性概念，而非理论性概念。
[15]早期的行政规则以法律解释的形式存在，没有法律层面的程序性要求和限制。[82]在Phelps v. Sallee案中，[83]银行和证券监管部的程序性规则被宣布无效。上述现象，有违法治的精神，且与我国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的宪制安排不契合。[72]在德国，如果法律规定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可以进一步被授权，那么这种再授权应当由规章实施。
基于固有权能而制定的规则，不得创设权力(利)义务，仅限于解释性和内部程序性规则。[44]参见[美]杰里·L·马肖：《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宋华琳、张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因而这种解释权能的运作机制本质上是通过解释的方式实现一种抽象的、未来指向的规则建构。这又进一步决定了法律对各个行政机关进行授权的必要性。
[93]参见陈剩勇：《官僚制、政府自利性与权力制衡——对行政权与立法权配置失衡问题的思考》，《学术界》2014年第4期。[42]参见陈慈阳：《论规范具体化之行政规则在环境法中的外部效力》，《法学杂志》1999年第5期。
[89]当法律与政策已确立但面临不曾预见或已经发生变动的情境时，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则做出回应。第二，基于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行政规则，属于立法性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遵守立法性规则的程序。
博登海默指出：始终存在一些法律所不能或只能部分渗透于其间的开放性领域。权力是公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从这一变迁可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所界定的行政规则，并不以法律效力为标准，而是以普遍适用性和未来效力为标准。[49] 其次，行政机关在制定的规则中解释和发展宪法。理论上，行政机关对两种规则享有固有职权。因为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和物质条件等都会对其产生实质的影响，而且执法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
行政制规权存在的客观目的是为了制定各种行政规则以执行法律、制定政策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创立法治秩序。在美国，根据学者的考察，立法机关会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规则制定权，而且主要通过授权法进行。
按照内容和目的，我国的行政规则可分为立法性规则、解释性规则、内部组织性和程序性规则、技术性规则、一般性政策陈述和指导意见。[87] 第二，行政规则建构外部秩序。
戴维斯指出，行政规则是确保行政机关未受控制的裁量权行使正义的关键。[73]从德日的做法可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被授权的机关可以再将该权力授予其他机关。
另外，基于行政机关固有权能而制定的规则，并不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其效力主要源于行政权本身的权威和强制力。同时，不同的权力来源也意味着对其进行合法性评价应当适用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此处的法律包括地方立法。行政制规权解释权能之核心使命是发现法律中的法，主要是从法律中发现可以适用的原则、规则和标准等。
笔者于本文中尝试引入统一的行政制规权和行政规则概念，统领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所有现象和行动，从而实现逻辑自洽、提高现实解释力，并在此基础上回应对行政制规权若干核心理论的关切。法律只是确立了一般性的目标，具体的规制目标要由行政机关来确立。
[66]现代国家中立法者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相应的规则，以实现立法的目的。首先，行政自治权存在于有限的行政自治空间中，而行政自治空间的客观存在有两个基础。
立法性规则因法律授权而获得权威性和合法性第三，将行政规则作为统一的概念，并不排斥在该概念内部再做细分。
前者将是否有外部法律效力作为标准，后者以是否涉及权利为标准。相比之下，行政制规权中的解释权能的行使更加正式、规范和公开，具有客观化的外观，可控性和可识别性更强。三、行政制规权之来源 行政规则的正当性取决于行政制规权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56]同时，行政制规权的来源又决定行政制规权的行动逻辑和效力。第二，基于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行政规则，原则上具有法律效力，其合法性基础在于法律授权，且运行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
法律不可避免地会有空白和模糊之处，行政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立法机关、政府和法院在公共政策或法律制定过程中遗留的空白。行政规则效力位阶的问题包含两个层次，即内部效力位阶和规范体系中的效力位阶。
技术规程和标准体现了技术性和科学性，为行政机关所独享，具有很强的创制性。法律授权只是让行政规则具有了法律拘束力，并不意味着将行政规则上升为法。
此处的法律包括地方立法。这一方面导致部分行政机关的规则效力存疑、地位尴尬，另一方面导致法律的普遍授权与行政机关规则制定权的有限性存在张力。
